这种文明礼貌用语,如果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人们都会习以为常。
但它却出现在八十多年前的伪满洲国,而且是在伪满警察身上。
这就让人值得思考了。
他们或斜挎着枪,或拎个黑白相间的木头棒子,面对上层人物点头哈腰摇尾乞怜,而对穷苦百姓却吆五喝六神气十足。他们搜刮民财欺男霸女无恶不作,分明是社会的一大公害。
所以老百姓才管他们叫警察狗子。
当然不可能。
他们之所以这样做,肯定有他的逻辑和道理。
下面,就从剧中的具体情节上,分析一下产生这种状况的逻辑关系。
(1)
火车上,从香港来的金教授骂周乙是狗特务,被刘魁给铐了起来。
开始金教授还不服气,嚷着要到市政厅去控诉。
刘魁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毒打,终于把金教授打老实了。
对不起先生,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。
什么证件,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。
鲁明极不情愿地掏出证件。
乘警看过证件,立刻恭恭敬敬地双手奉还。
鲁明随即下令:
你们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,回头我们过来取人。
乘警小心翼翼地说,
对不起长官,我们没有这个权限。犯人押在我们这不合适,出了什么事我们承担不起。
废话太多!——
刘魁一声怒吼,吓得乘警立刻不敢吱声了。
当时金教授已被打得鼻口流血。鲁明又安排警察,
你把他带到厕所去洗洗,
是——
乘警乖乖地执行命令。
张平钧奉顾秋妍之托,和女友乘火车去佳木斯送情报。
乘警前来查票。
您好,您的证件。
学校现在放寒假了吗?
还没有,亲戚家有事,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。
警察查验过学生证,把证件还给张平钧,还不忘说一声:谢谢。
乘警见状,立刻问道:
你不知道《米谷管理法》吗,战时吃大米是犯罪的。你得跟我们走一趟。
东北盛产的大米除去供给日本侵略者以外,其余的都拉回了日本国内。中国老百姓只配吃高梁玉米馇子等粗粮。
从铁路警察这两场戏可以看出:
1、警察厅的特务虽然也是伪满警察,但在身份上却比其他警察高出一头。
特务可以对普通警察颐指气使盛气凌人,而普通警察只有唯唯喏喏俯首听令的份儿。
这就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,体现出旧时代官僚体制下,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残酷现实。
因此在执行公务中,他们着装严谨,行为规范,并没有呲牙裂嘴一看就是个坏蛋。
在这样的前提下,请,您好,对不起,谢谢,这些文明用语也就顺理成章没有什么奇怪了。
《悬崖》的编导大胆摒弃了以往影视作品中,把环蛋一律脸谱化的弊端,还原了生活的本来面貌,同时也与剥削压榨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环境相吻合。
这样的形象既真实又贴切,没有丝毫违和感,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黑暗又真实的时代。
当时,任长春还没调到警察厅特务科,而是作为警校毕业生,在埠头警署当治安片警。
在上街盘查时,他的表演尤为抢眼。
他拦住了孙悦剑和顾秋妍乘坐的出租车,先是敬礼,然后说:
你好,请二位出示证件。
请您也出示证件。
孙悦剑的假证件已不能使用,顾秋妍只好为她打掩护:
她是我表姐,证件落在家里了,我们现在回家。
任长春不为所动,坚持让孙悦剑下车接受检查。
顾秋妍也没辙了,只好亮出周乙的身份。
警官先生,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?
对不起,这没有电话。
他跟你们一样,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。他是特务科的。
谁呀?
周乙。
不好意思,这个人我不认识。
任长春要求打开皮箱检查,孙悦剑把小巧的皮箱钥匙含在舌头底下,装模作样地翻了一下拎包,说
糟了,钥匙也忘在家里了。不过你放心,这箱子里除了书,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
任长春说,
您出门不带证件,这箱子又没钥匙,对不起了,请二位上车,回警署接受检查。
这样的警察形象,相信任何人都会竖大姆指。
当然,任长春是在为敌人效力。但影视作品塑造的是符合时代背景,特定环境下的真人形象,而不是司空见惯人为制造的假大空和高大上。
这就已经为艺术作品的成功,奠定了基础和前提。
顾秋妍擅自派人给山上抗联送信,送信人半路被骑马巡逻的山林警察劫住。
站住,什么人。
长官大哥,我是从佳木斯来的,到沟里给人捎封信。
警察看过证件问:
捎什么信?
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急病,捎的是一个偏方。
信呢?
在这呢,
拆开。
2023年1至12月份,迪贝电气的营业收入构成为:电机占比93.27%,驱动器占比0.13%。
这,长官,这拆开不太好吧。
警察随手拿过信件,拆开一看,是顾秋妍的小叔子张平钧写给抗联他哥哥的信。哪来的什么急病偏方。
多亏张平钧知道的情况不多,在严刑拷打下,他宁死不屈没有供出顾秋妍,才使我方免遭了更大损失。
同时也说明,只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,才更加显现出对敌斗争的艰险,显现出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。
(1)
伪满警察也是人,是人就有相应的人性。
叛徒老邱夫妇被我方地下党处决。成为孤儿的女儿由她姨带着,来警察厅领抚恤金。
孩子太小,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既没哭,也没喊,警察们拿来包子,孩子只管闷头大口大口地吃。
周乙自然也不例外。
尽管击毙老邱和抓住老邱媳妇都是他提供的情报,但孩子是无辜的。
周乙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,一句话都没说,转身走开了。
任长春被调到周乙手下,周乙问他:
你父亲是做什么的?
是种地的农民。
是一直不抽烟还是现在不抽?
一直都不抽。
不抽烟是为了身体健康?
是因为家里穷,买不起。父母勒紧裤带供我上学,就是为了让我将来能有出息。
当在高彬的逼迫下不得不杀人时,他对周乙说:
我以前只杀过鸡,长这么大第一次杀人。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的这些事,他们说不上会怎么想。
他又说:
我妈信佛,而且信得很虔诚,可是我天天在这里造业杀生,我想我妈生我根本不是让我来世上杀人害命的。
在杀害革命者的刑场上,他已经变得坦然自若谈笑风生了。
周乙曾试探他对共产党的态度。任长春不加思考地回答:
我不相信国民党,也不相信共产党,咱们和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。
他明知道周乙曾说过孙悦剑是他表姐,仍然拿起电话打给高彬,多亏电话没打通。
可见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,当立场站到反动阶级的阵营后,就必然会把杀害革命者当成了天然的职责。
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高彬,在审问顾秋妍时曾说:
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,作为孩子的义父,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,成为孤儿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给孩子起名莎莎吗,
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,可惜得了百日咳,没挺过来。
以后再看到孩子我就很难受,当然也夹杂着无奈。
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,他明知顾秋妍亲手杀死了任长春,有着无法减轻的死罪,但他就是不追究,最后真就把顾秋妍和莎莎给释放了。
说了这么多,无非谈了两个问题,
一是伪满警察的职业特点,执业规范,形象塑造得是否真实。
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,探讨人类的共性,以及灵魂蜕变的源头。
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:
敌人也是人,除了与我们所站的阶级立场不同以外,同样也有七情六欲,也有儿女情长。
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,也需要养家糊口。他们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并非是思想境界如何高尚,而是源于生存的本能。
所以他们不一定都是张牙舞狮爪青面獠牙的怪物,从表面看,甚至与正常人没什么区别。
由此可见,以往有的影视作品,把敌人丑化成歪瓜裂枣愚蠢无能的形象杠杆账户,是多么肤浅可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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